陈寅恪不只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他的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来只是一种旧时代实现人生价值的实用手段，可长期积淀，却铸成了一个现代学人逃也逃不脱的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在国势阽危的时代，与爱国热情混融而越发强烈。
陈寅恪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而应当是一个经邦纬国，至少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奇才，只不过时代并没给他施展的机缘。
所以，他只能喟叹“埋名自古是奇才”，去做他的书斋学问而无法重圆他祖辈的旧梦，于是他心底平添了三分压抑、两分悲凉。
放洋数载，受聘清华
1926年7月8日，时年三十七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了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来到了北京清华学校，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生涯。
没有博士帽子而以导师身份从容登上清华讲坛的陈寅恪，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瞩目。
一年前，清华学校经当局批准创办大学部、国学研究院，开始向完全的综合大学过渡。其内部改组成三部分：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研究院。此时，已于哈弗大学学成归国的吴宓受聘于清华，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之事。
他初到清华，就积极协助校长曹云祥为聘请一流学者来研究院而奔走。在清华四位“导师”中，第一位受聘到校的是王国维，时年四十九岁；第二位是梁启超，时年五十三岁；第三位为赵元任，时年三十四岁；陈寅恪是第四位受聘到清华研究院的教授。
不过，相比于其他三位导师，陈寅恪的入职之路并不是很顺利。
因为陈寅恪虽放洋十数载，但未得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而王国维与梁启超二人虽然也没有学位，但是由于其本身的资历与在学术界光照日月的声名，所以另当别论，但同为四大导师的赵元任则有着哈佛博士的头衔。
不过，最终陈寅恪还是以“导师”的身份踏入了清华圆，这背后除了好友吴宓的极力举荐外，也少不了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协力相助。
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回忆说，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王国维也从旁助力过。
那么，留学数载的陈寅恪为何没有得的一个博士头衔呢？
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说，他也曾向六叔问过这个问题，得到答复是：“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后来，陈封雄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大维说：“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在湖南长沙出生，祖母为他起名“寅恪”。
对于陈寅恪名字中的“恪”字，其读音一直存在一些分歧。根据现代汉语，“恪”字的标准读音为kè，意为恭敬、谨慎，常见于“恪守”“恪尽职守”等词中。但日常生活中，陈寅恪的“恪”常被读作què，大致有几种原因：
一是方言影响，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属客家民系，在客家方言中，“恪”与“què”的发音接近；二是民国时期《国音常用字汇》中“恪”曾存在què 的读音，后逐渐统一为 kè；最主要的应该是家族与个人习惯，据说陈寅恪家族习惯使用 què 的发音。所以在现实中，陈寅恪的“恪”发音读 kè 或者 què 应该都可以。
出生于官宦之家的陈寅恪，是个典型的官三代。祖父陈宝箴，属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曾官拜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光绪十二年进士，曾授吏部主事。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合称“清末四公子”。
这样的家庭背景，让陈寅恪一开始就赢在起跑线上。不过，陈寅恪虽出生在官宦之家，却没有纨绔子弟的坏习气，不喜欢奢侈享乐，只喜欢读书。
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曾言：“我们这一代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 《诗经》 《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由此可见陈寅恪幼时读书之勤，用力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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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甲午海战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惨败给弹丸小岛，赔款割地，震动人心。随后东洋明治维新的意外暴兴又让中国的有志之士纷起倡言：救亡图存须在变法，变法则急需人才，人才之培养莫不在新学。
于是，留学之热开始掀起。下至八九龄的学童，上至花甲老翁；夫妇同行，父子相从，一时数以千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902年春，十三岁的陈寅恪随长兄衡恪，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踏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
在日本，他们进入了东京弘文学院。该校是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由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私立补习学校。很巧的是，在这所学校他们还遇到了比陈寅恪年长九岁、虚岁二十二的绍兴小个子鲁迅，其兄陈衡恪更是与鲁迅成为了挚友。
在东京弘文学院，这个来自江西的少年第一次触摸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化。他第一次见到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中数不清的藏书，如饥似渴地阅读。
遇到一本保存完好的唐抄本《文选》，那些用朱砂批注的蝇头小楷让他如获至宝，他认真品味每一个句子和前人的批注。到了周末，他经常带着自制的饭团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甚至会将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的《左传会笺》抄录下来。
在日本留学近四年后，1905年寒假，陈寅恪回国。随后，他插班进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就读，主攻英语，兼及德、法等语言。经过两年半的寒窗生活，1909年的夏天，陈寅恪于复旦公学毕业，时年二十岁。
在这一年的秋天，因得到亲友资助，陈寅恪经由上海渡洋赴德国柏林留学。此时的他已经能够用几种语言文字进行表述和记录。在梵文系教室聆听教授讲座时，面前的笔记本上德文、梵文、藏文笔记交替出现，能一口气读懂的人寥寥无几。
而不管到哪里，图书馆仍是陈寅恪的最爱。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在柏林国家图书馆发现元代畏兀儿文版的《高昌王世勋碑》拓本时，激动得整夜未眠。次日清晨，他顶着风雪跑到东方语言研究所，用冻得发紫的手指在借阅簿上写下：“陈寅恪，研究突厥碑铭比较学。”
1914年8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学生均遭经济困窘。这年秋天，江西省教育司司长符九铭电召陈寅恪，要其回南昌总览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诺可以补江西省留学官费，陈寅恪应召取道回归本土。
1918年7月，归国四年的陈寅恪终于获得了江西省官费的资助，有了再次放洋求学的机会。按照他的想法，此次放洋将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欧战硝烟未散，遂按照当时在哈佛大学攻读的表弟俞大维的建议，决定先赴美国，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
也就是在这次留学中，他与陕西泾阳人，小陈寅恪四岁的吴宓成了同学、好友。
一天晚上，为了一个问题，他俩在宿舍彻夜长谈。这是一本《大乘起信论》手稿，陈寅恪指着梵文原本中的一个词根说：“此处玄奘译本与真谛译本的分歧，实乃中印思维差异的镜像。”
这番见解让专研比较文学的吴宓茅塞顿开。以至多年后，吴宓仍感慨：“寅恪之学问，如渊海不可测。”而这也是为何吴宓入职清华后，要极力举荐没有任何学位的陈寅恪的主要原因。
生逢乱离，栖身岭南
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陈寅恪也许可以称作中国最痛苦的学人。
陈寅恪身上有一种文化保守与独立的风骨。他自述思想“介于湘乡（曾国藩）与南皮（张之洞）之间”，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更强调文化传承的独立性。他推崇王国维的“独立精神”，认为学术应疏离政治，但在民族大义上要立场鲜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发现陈寅恪仍在城中，遂使用各种手段甚至丰厚待遇邀请他到日本教书。陈寅恪始终不为所动，闭门谢客，还将日本人送来的大米、白面扔到门外，“宁饿死不受敌施”。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日本侵略者踏入北平两个多月后，陈寅恪的父亲，三立老先生于国恨中去世。期间在他重病时，每当中国军队败退，有悲观者言称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他必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
而此时的陈寅恪在国恨、家愁下，急火攻心，导致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要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但陈寅恪再三思索后，决定放弃治疗。原因是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太长，此时如果久留北平，或遭种种不测，于他决定携家人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
九年前，陈寅恪和唐筼成婚，此时他们的大女儿流求九岁，二女儿小彭七岁，三女儿美延出生仅四个多月。
这时的北平树叶凋零，草木枯萎，天地萧瑟，加上日本侵略者的游荡，越发令人感到凄苦与悲凉。就这样，在凄冷、惨淡的星光下，于微明的夜色中踏着晨霜，陈寅恪携家人与其他几位教授，告别了这个他生活了10年的“家园”。
后历时18天，行程5000余里，终于在长沙落下脚来。随后，陈寅恪进入西南联大继续教学。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城里的一所临时大学。但数月后，由于局势的原因，联大不得不再次迁往昆明，而陈寅恪一家也不得不再次踏上漫漫征程。
在转移昆明的途中，陈寅恪选择了由长沙出发，经桂林、柳州、南宁、越南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奔赴昆明的路线。不过在行至桂林时由于夫人唐筼心脏病突发及小女儿美延高烧发热，他不得不转至香港给他们看病。
待夫人和女儿身体差不多恢复了后，在好友、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的帮助下，陈寅恪为妻女租赁了一间房屋暂居香港，他则一人前往昆明。
在昆明联大，陈寅恪受到极高的尊敬，工资是全校最高的。号称“民国第一狂人大师” 的刘文典是他的铁粉，刘文典研究庄子，曾高调宣称 “国内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他自己，剩下半个是全部加起来的”，但对陈寅恪服服帖帖，直言“自己的学问只是他的万分之一”。有人问他 “陈寅恪到底有多牛”，他伸出大拇指和小拇指说：“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的差距。”
一次昆明遭遇空袭，刘文典惊慌逃跑时，突然想起陈寅恪视力不好、行动不便，立即转身跑到陈寅恪家接他，一边扶着陈寅恪一边对学生们说：“快来保护国粹。”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
面对如此极具荣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到在香港的夫人唐筼患有严重心脏病，不能携家抵昆明团聚，同时想借赴英的机会治疗眼疾，最终答应就聘。在得到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做赴英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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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是，陈寅恪抵港未久，欧洲战火突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时能够起程，更是杳无可知。于无奈中他与家人一起暂居香港，并在香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其间他还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
当陈寅恪在势如牢笼的港岛左冲右撞，总是突不出重围之时，1941年12月，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日上午，日军还空袭、进攻了香港。13日，九龙半岛沦陷，25日港岛失守。
后经过5个多月的筹划准备，终于在1942年5月5日突出重围，陈寅恪携家登船离开了坟墓般的孤岛，取道广州湾返回内陆，一路艰苦跋涉，于同年6月抵达桂林。之后，他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又到燕京大学任教。
1944 年12月，陈寅恪左眼视网膜脱落，到成都一家医院手术，效果不佳，几乎双目失明。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病，但效果不理想。听说美国眼科水平高，他托人将英国医生的诊断书带给在美国的胡适，请胡适帮忙。胡适立即拿着诊断书到哥伦比亚眼科医院咨询，院方看后直摇头，一系列治疗均告失败。
1948年底，国民党准备撤往台湾，制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众多教授、学者上了名单。北大校长胡适排在第一，蒋介石派大员飞抵北平劝其南下，并两次亲自发电催促，派专机接胡适等人。
最终，胡适、陈寅恪等学者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南京，王世杰、蒋经国、傅斯年、杭立武等人在机场迎接。蒋介石设午宴为胡适接风，并在北大50周年校庆（胡适 57 岁生日）时，夫妇设寿宴宴请胡适。
陈寅恪随胡适到南京，但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带着家属赶往上海。在上海，他给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写信，表达想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立即答应。
1949 年1月19日，陈寅恪乘船抵达广州，陈序经派人迎接。次日，《岭南大学学报》报道陈寅恪到校任教的消息，轰动一时，学校大门口挤满了欢迎的人群。
直到1949 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多次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甚至联合财政部长徐堪提出优厚条件：只要陈寅恪同意前往香港，国民政府立即提供10万港币及一套新洋房。
但陈寅恪始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态度“从未有过任何犹豫与回旋”，甚至以“闭户高眠辞贺客”的诗句表明心志。
他通过张伯苓辞官事件，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有清醒认知，不愿卷入政治纷争，且对故土有深厚情感，认为“南国”（岭南）已是人生归宿。
声名沉寂，遗恨乾坤
转眼，时间来到了1953年。
这时北方不断有信息捎来，说“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当时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专门托在中大任教的梁方仲探询陈寅恪北返之意，并透露出迫切之情。
陈寅恪的一些故旧门生在吴晗等人的撺掇下，也寄信劝其重返清华，但是都被陈寅恪拒绝了，后来他在致朋友杨树达的信中说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
何为“畏人畏寒”？
陈寅恪曾在北平生活10余年，期间尚生活得自由自在，怎可能“畏寒”，或许“畏人”才是其不北上的真正原因吧。
当中国科学院高层正为派谁去广州劝说陈寅恪北返感到烦恼时，这时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后，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人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予此行。
汪篯，江苏江都人，1916年出生，曾是陈寅恪早年的弟子兼助手。1952年2月，汪篯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保送到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带职学习，很快就成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1953年11月21日，汪篯怀揣郭沫若和李四光的亲笔信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老师陈寅恪家中。只是此时的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上，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
陈寅恪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中古史，尤其是文化史的研究上。他主张不以血缘区分汉人与胡人，而应通过文化判断：“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他通过论述胡汉文化融合，证明中国文化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发展革新。
陈寅恪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真正的史学得不到发扬光大，反而所谓“以论带史”的新史学大出风头，且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此种毁灭文化道统的行为，必将连同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同毁亡。
而此时，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老师家住下后，更是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向陈寅恪进行严肃且政治味十足的谈话。此举令陈寅恪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激愤之语。
在惊愕惶恐中汪篯的头脑稍微清醒了，但师徒已经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篯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到外面暂住。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做了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但依旧未能挽回他们的师生之情。
汪篯知道自己的一切努力就此终结，只好带着惶恐、沮丧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汪篯的北返标志着陈寅恪对北京方面关闭了最后一道大门，也更意味着陈寅恪已决意选择一条“论学论治，迥异时流”的路。
只是志向虽高，学问虽好，摆在陈寅恪面前的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新格局。
此时的“来者”似乎不再喜欢陈寅恪的志向，更不需要他的学说，因此陈寅恪在这条路上跋涉的身影也就显得分外孤独与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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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脚步迈入1957年，全国性“反右”运动开始。躲在中山大学校园里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烧身的陈寅恪也未能幸免，虽侥幸未被划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右派”分子，但仍被划入“中右”圈内受到监控。
1966年冬天开始，那支曾经写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金明馆丛稿》 《柳如是别传》 《寒柳堂记梦》等的如椽巨笔，开始写一份又一份的书面检查、交代，而每次检查写好交上上去，总会要求再重新补充交代。
这就是在这个时候，“学问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且这个疑问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可是他不敢随便问别人。他只能问自己的助手黄萱，文革一开始，黄萱就被赶走，她若要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
有一次，她去见陈寅恪，陈寅恪问她：什么是“反动”？
黄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时候，陈寅恪已经是“反动学术权威”了。
学术权威，他知道，但，什么是反动？他想不明白。
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
论学识，陈寅恪被称为“近300年来第一人”；论见识，陈寅恪先生是“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的塔尖；论胆识，陈寅恪先生一身风骨，一生践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因此，如果谈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塔尖上的人物，当然应推陈寅恪——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
但是，这样的人格，岂能逃过那年的风霜？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遗嘱没有一个字，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住地流泪。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更是自己一生追求和坚守的永恒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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